甯可风，原名宁君泽，字德润。“可风”是他当记者时用的笔名。广西灵山县三海镇司马塘村人。出生于1898年（清光绪24年）。1924年在广州国立广东高等师范（中山大学前身〕毕业后，在香港做新闻记者。由于发表两篇政论（题目和内容失考），受知于当时十九路军总指挥兼广东省主席陈铭枢，召见谈话后，派任在十九路军蔡廷锴师部中尉政训员，后升任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政治部少校副主任。曾参加东江讨伐陈炯明战役，后调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科长。

　　廿世纪三十年代前后，灵山的经济土匪非常猖獗，约数十大小匪帮七、八千人，散布在县属各地，掳掠乡村，打劫商旅，附城的云头岑和大江桥，不时发生抢劫事件，曾一度闯入县城竹行街。搞到人心惶惶，无一宁日。民国15年（1926年），陈铭枢执政广东，得悉灵山县多年来匪患严重，特召见宁可风征询意见，并问绥靖之策。宁可风说:“灵山匪患多年，盘根错节，分布面广，人数较多，如用招抚，实难奏效。只有全力进剿，方能平息匪患。”陈铭枢非常赏识宁可风的见解，当即委任他为灵山县县长，宁可风要求陈铭枢指派张孚享率领一营军队随宁可风回灵山。（注1）当时是1926年（民国15年）。他年方28岁，正当血气方刚，精力充沛，上任后，为尽快肃清匪患，宁可风即任用洞悉匪情，勇敢善战的梁振威为县警基干队的大队长。又下令各团局组织民团，兵力部署好后，采取剿抚兼施，宽严相济的策略，雷厉万行；为了激励士气，不避风险，亲自督剿。不到半年间，把十几年连绵不绝的匪患，完全肃清，人民得以安宁。在他任职之前，灵山风气闭塞，一切守旧，毫无新建。城厢内外的水沟，全是暗道，历久无人整理疏通，居民不知卫生的重要，时常把死物（老鼠牲畜等），丢入暗沟，甚至有缺德的人，把私生胎儿也暗埋进去，因而积秽薰蒸，病菌丛生，年年发生瘟疫。有时严重到棺材断市，群众迷信鬼神，以为这是瘟神作怪，每连疫症流行，便去求神拜佛，或请僧道祈祷。宁可风洞烛其弊，力言迷信之害，鼓吹讲究卫生。随着捣毁神像，拆除部分庙宇和封建迷信建筑物，利用其材料，建造中山公园，创立市场、修整街道；（注2）把原来的暗沟，改为明沟，清除积秽;又聘请园艺家宁常轩设计布置好中山公园，并在其门前的马路两旁种上树木，调剂空气，造成一个好的卫生环境。从此之后，不再有积秽污染，瘟疫也随之绝迹了。当时灵山文化很落后，全县最高学府只有初中和一间高小，各处的初小也寥若晨星，全县的学校统计起来，不过三几十间。宁可风为发展文化，振兴教育，在县城中山公园内建设一间图书馆，又号召各乡村把神产庙租收充教育基金，发展学校达到二百余间;有部分初小扩充为完全小学。灵山文风，从此蔚然而兴。当时民气也极消沉，没有人民团体组织。宁可风为了发扬民气，联同国民党部发动组织工会、农会，又发动城南一带民众，游行示威，打倒烟税棍子谭道南和推倒一个贪污枉法的法宫可尤森烈，大大振奋民心。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日本全面侵略中国，宁可风目触时艰，不忍国土沦亡，乃在广州组织南华通讯杜，并自费印发田中奏折（即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独占太平洋地区进而独霸世界的大陆致策和海洋政策），广为散布，值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唤醒民众同仇敌概，激发其抗日救亡热情。广州沦陷后，他回灵山组织抗敌统率会和抗敌后援会。当时廿六集团总司令蔡廷锴进驻灵山，受蔡令奔走筹招人，组织南三抗日游击队，被蔡任命为队的副司令。

　　宁可风素来爱护有进步思想、有朝气的青年。如在抗日战争时期，灵山革命青年莫平凡、梁中光、黄文法、邓业兢、劳荫祖、黄式高……等，曾被国民党反动派诬陷，他即去向上级〔当时的八区专员邓世增、廿六集团军总司令蔡廷锴）说他们是热情做抗日救亡工作的进步青年。于是这些青年反而得到蔡廷锴的好感和信任，安排他们在其司令部组织政治工作队。同时宁可风又尽他的人事关系，介绍一部分革命青年入当时的国民党灵山县政府各机构去任职，为革命青年做地下革命工作争取合法地位。1944年秋，钟平（原名钟德锟）被国民党反动派以和共产党活动有关系的罪名逮捕后，宁可风一直对钟平进行营救，宜到出狱。

　　1945年夏，灵山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因他在此之前和中共灵山地下党同志就有所接触，中共地下党曾利用过他的权力和社会关系介绍安排过一些革命进步青年担任国民党的机关或学校工作职位，维护这些青年。而这些青年多是中共地下党员，参加了武装起义，所以宁可风被灵山反动派迫害，告发他容共通共，故此，宁可风便离开灵山到遂溪县，后又转到广州去。1947年底至1948年6月任钦县代县长。任职不到半年便辞职回灵山隐居。在家乡司马塘村经营砖瓦厂和酿酒厂。

　　在回乡期间，他与中共地下党的同志联系密切，宁可风还叫他的亲侄子宁师竹（梁振威的女婿）利用串亲威为由，到革命村庄官屯村去与中共地下党人员进行联系。解放前夕，陈铭金、梁中光和钟平同志到宁可风家中，托请宁可风转交一信给当时的灵山县县长杨志英，教促杨投降和平解放灵山;要宁可风运用其社会地位的影响，劝说灵山的反动武装头子吴福、梁强等人以及他所认识的国民党的武装势力放下武器向共产党投降，以便和平解放灵山;当时也商谈了解放灵山时，中共地下党及所领导的游击队如何顺利进城，并确定由宁可风派其亲侄子宁师竹在特牛桥头迎接游击队下山到司马塘村集中，然后共同进城等问题。之后宁可风按照中共党的指示，做了他力所能及的工作。除了劝说吴福、梁强等人投降外，也曾有数十个国民党的官兵（其中有一个是营长）携宁可风的亲笔信到合浦中共四支队司令部缴械投诚。宁可风派另一亲信，私人秘书曾天庸向杨志英转交陈铭金、梁中光同志敦促投降和平解放灵山的信件，宁可风也另有信件劝杨投降。但杨出于反动立场和反动势力的包围下，不肯投降而自取灭亡。灵山解放前夕，按原约定由宁师竹在特牛桥迎接中共游击队在司马塘村集中，得到宁可风的热情接待后共同进城。

　　解放前，宁可风除做过灵山，合浦、钦县的县长外，还做过广东省政府咨议和视察，十九路军残废军人教养院总务主任、八区专员公署咨议、广东南路抗日游击队第三游击队副司令……等职。

　　1949年灵山县解放初期，县人民政府曾聘任宁可风为县人民政府顾问（注3）。利用他的社会形响为人民政府征粮、推销公债及维持治安等工作。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官场中，贪污腐化成风，有不少大小官员，任了一官半职之后，就发大财，起洋楼。惟宁可风做了一世宫，晚年解职回乡，依然两袖清风，新屋不能起一间，只靠安排自己的妻妾做卷烟、织布、缝衣等手工业，并亲自当街出售菜种籽以维持生活。保持这样的情操，是难能可贵的，在当时的官员中很不多见的。

　　上述有关情况是根据2000年10月印刷发行的《灵山县志》（注1第446页）（注2第18页》（注3第1370页）和原粤桂边纵第四支队副司令员莫平凡同志以及民主人士钟平等离休老干部提供的证明材料进行整理的。